乔治·凯南:一封让世界颤抖的电报



  •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美国驻苏联外交使团临时代办乔治·凯南(GeorgeKennan)卧病在床。使团的大使正在办离任手续,凯南暂时顶替大使处理华盛顿发来的电报。当天他需要答复的一封电报是财政部询问驻苏外交官,为什么苏联人不想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八个月来这样的电报司空见惯:战争部询问为什么苏联人高层谈判没诚意;外交部询问为什么苏联人不想援助欧洲战后重建。在一九四六年的美国政界看来,苏联仍是坚定的盟友和伙伴,虽然几个月来似乎在闹各种小脾气。当然,没人指望驻苏外交官能对这些让人烦心的小脾气发表真知灼见,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办事员:参议员访苏他们负责安排行程,杜鲁门想和斯大林捎口信他们负责填表。在华盛顿的各个部门政策早就制定好了,只是例行公事地发个电报给莫斯科的使团,等着这边例行公事地回两句话,彼此走个形式,然后上交杜鲁门的总统办公室。

    乔治·凯南在床上读完财政部的电报,叫来秘书多乐茜·海斯曼小姐( DorothyHessman)草拟回复。他正在发烧,重感冒引起鼻窦发炎、牙龈出血,在二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他疲于奔命、碌碌无为。不出意外的话,时年四十二岁的他再熬几年将凭着老资历被派到无关痛痒的欧洲小国当个大使,然后退休回国颐养天年。他盯着多乐茜的笔看了一会儿,“今天可得让你的手受罪了”。于是他哑着嗓子口述了一封八千字的回电,篇幅之长让习惯了上司谨慎作风的多乐茜大吃一惊。

    这封著名的长电报通过分析俄罗斯的民族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马克思主义为何首先在苏联大获成功等深层问题来判断苏联对外政策的逻辑,进而指明美国对苏政策的正确方向。它在历史上首次明确揭示了,虽然苏联人民是和平而友好的,可是苏联由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诸多原因而不得不选择削弱资本主义的立场。但是,与纳粹德国相比,社会主义苏联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意识形态上说仍是一个弱小的力量,绝不会冒险扩张。电报因此判断,正确的美国对苏政策应该是:放弃继续在国际事务上与苏联合作的天真幻想,通过媒体教育美国民众了解苏联的真相,致力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不让苏联有可趁之机,援助欧洲各国战后重建。

    在这封著名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开头,凯南为电文的罕见长度作出了解释:财政部的垂询涉及到几个十分复杂、十分精细、跟我们的惯用思维十分格格不入的问题,同时对当前国际环境的分析也相当重要。如果我把我的回答压缩得很短,将会造成过于简单化的危险。

    这短短两句话也许比让他名垂青史的八千字电报更能概括凯南的一生,可是凯南厌恶概括、总结的简单手法。这位处事谨细的外交官毕生都在抵抗“过于简单化”。对外,他努力纠正美国国家政策制定上以“主义”、“信条”先行的风气;对内,他是个滔滔不绝的独白剧演员,一刻不停地自我分析和分析世界(这两者或许对他是一样的),几十年不辍地记下翔实的日记。他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一千页自传(Memoirs: 1925-1950,Memoirs: 1950-1963)是这个时代少数值得一读的自传作品。极少有人能如此耐心地站在自身之上观察自己、审判自己,也极少有人像他那样仅仅靠着敏悟的思辨从自己所能接触到的琐碎小事中预测出历史进程。

    如果凯南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那年没有报考外交部,他广阔而细腻的内心也许会迫使他成为普鲁斯特式的作家——那种可以从平凡的“小玛德莱娜”点心开始讲述一生的作家。在凯南自传的开始,他写道:“我处在……一个特别地、亲密地属于我的世界,很少被他人分享、甚至被获知……”可见,为凯南这类人立传的尝试很可能是徒劳的,因为唯一影响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即便他的政治生涯是如此戏剧性地被几次重大的冷战事件所定义。冷战史学家尽可以说:“凯南的长电报导致了杜鲁门主义。”“凯南是马歇尔计划的核心策划者。”“凯南的X文档定义了美国冷战外交上的‘围堵策略’。”这些陈述句都是事实,可是却恰恰体现了华盛顿的决策圈是怎么“过于简单化”地误解了一个卓越的政治家。那么让我们暂时抛下一九四六年二月的这封“长电报”在华盛顿激起的干层浪涛,越是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越是曲解了凯南本人和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对于一个普鲁斯特式的敏感灵魂,最好的阐释是找到他的那块“小玛德莱娜”点心。

    威斯康辛州圣约翰军事学院宿舍清晨六点响铃,十分钟后全体学员列队点名,十五分钟后他们回寝室叠被子理房间吃早饭。毕业班学生乔治·凯南和大家一样集训、长跑、野营、欺负新兵;和大家一样在准许外出的周一下午去偷苹果、打雪仗,和大家一样嘲笑普通中学的男孩过分柔弱放纵;和大家一样在自习室的长桌上写作业——却在课本里夹了一本小说:菲茨杰拉德的处女作“天堂的这一侧》(This Side of Paradise), 这便是他的“小玛德莱娜”点心。预备中尉乔治’凯南偷偷摸摸地读着——午夜过后很久普林斯顿的塔楼和尖顶仍可以看清——星星点点有几盏晚灭的灯 然后,突然从清澈的黑暗中传来钟声。这里的一切是无穷尽的梦:往昔的精神滋养了新的一代,从混乱不羁的世界中被挑中的青年仍然浪漫地汲取着死去的政客和诗人犯过的错和忘记的梦。这新的一代,是叫嚣着陈旧的呼喊、学习着过去的信条、虚度想入非非的悠长日夜的一代;是注定最终要进到肮脏而灰色的乱世去追寻爱情和骄傲的一代;是比前辈更害怕贫穷更渴望成功的一代;是在成长的岁月中意识到所有的神明都死了、所有的战争都打完了、所有人类的信念都站不住了的一代……

    这样的一代!凯南拼命克制着激动的泪水,这么骄傲又这么绝望的一代,他也是这样一代中的一员!可是……为什么他还没有体验到任何骄傲、任何绝望?他用眼角的余光环顾四周,这些循规蹈矩的同伴们体验到了吗,哪怕零星的激动,哪怕从遥远的黑暗中传来的钟声?他十六岁,瘦高个,已经从刚入校时的下士层层晋升为预备中尉。他生于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近郊,出生三天后母亲去世,父亲是税务律师,时年五十二岁,不久再娶。他很自然地以为自己的出生导致了母亲的死,并从懂事起一直活在强烈自责之中。直到青春期的尾声,父亲才偶尔想到向他解释母亲并不是因为难产而死——不是为了安慰他,而是这件事恰好在某次谈话中被他父亲想起来了。这个解释来得太晚,沉积多年的负疚已经塑造了他神秘内省的性格。现在的读者看来,为父如此冷漠疏离的态度简直荒谬,可这在凯南的成长中却一再重演。

    外面的世界这时已经迈人工业革命之后的观念革命,而在闭塞的美国中西部,维多利亚时代僵硬做作的风气硬是延长了半个世纪。一切的行动都是出于天父规定的职责,而一切的感情都是体液失调的疯狂。所有都是“应该”怎样,而非“想要”怎样:用餐时间应该安静、室内应该缓步而行、周日应该去教堂、孩子不应该向大人提问……游戏和喧哗常年禁止,谈话总是从宗教开始又以宗教结束。父母在固定的座椅上看报做针线,孩子们呆坐在幽暗的楼梯下冥想着一堆混乱的概念和幻影。为本来就迷雾重重的童年再添上一层宿命论调子的是一位同样叫作乔治‘凯南的远房亲戚,这个家族至今唯一的名人,与小凯南相差六十岁,却不仅同名同姓,还恰在同月同日生。这位探险家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度过了一生最重要的时光,把流放地看作是俄国自然环境和社会制度融合的突出特征。一八七O年出版的《在西伯利亚的帐篷生活》(Tent Life in Siberia)和一八九一年出版的《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Siberia andthe Exile System)是美国全面了解俄罗斯文化和地理的开端,在美国国内影响广泛。老凯南膝下无子,于是当归乡还家的老探险家得知有这样一个同名同姓的小亲戚,他怀着奇异的父爱写信给小凯南的爸爸:“你有一个和我同名的儿子。当他长大到可以读懂我的文章,如果我性格或者经历上的某些东西能够传到他的身上,这对我将是极大的满足。”不久后,两位乔治·凯南见了平生唯一一面,虽然两位凯南都很期待,但可想而知八岁的稚童实难与六十八岁的老人有实质的沟通。在这次冷清又尴尬的会面后,小凯南寄去一封幼稚的感谢信,老凯南的妻子读完信后断言:“任何写出这种愚蠢信件的小孩肯定一辈子没出息。”可是她的预言错了,小凯南的一生将戏剧化地处处回应着老凯南的经历。这个沉静木讷的孩子此时已经悄悄地把这种同名同姓同月同日的巧合当作强大的暗示,他想追随这位探险家的人生胜过追随自己的父亲。

    不过,这命运的巧合对当时的孩子来说只是一个很朦胧的鼓励,他对自己发誓,让自己加油,却不知道如何做才能靠近这个探险家的人生。童年倏忽即逝,一两件畅怀的事夹在一长段拘谨幽暗的岁月里,然后他莫名其妙地被父亲送去了圣约翰军事学院。军校四年,他以为自己毕业后会像别的同学一样加入陆军或海军,而临近毕业他却读到了菲茨杰拉德的处女作《天堂的这一侧》,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作者激情昂扬地向十六岁的读者揭示了一种崭新的生活:以感情去决定行动,以经历去修正观念。这本出版一年内就再版十二次的青春小说在东部的大城市已经成了少男少女风行的谈资,而在威斯康辛州闭塞的小镇里它仍然鲜为人知。是一位英俊的英文老师把这本书介绍给同学中公认的“诗人”凯南,他还介绍给他在当时极富争议的作家王尔德、萧伯纳,还不顾校方的责骂带孩子们去芝加哥看戏,多年后这个品位摩登的老师在抑郁中自杀。暮年的凯南在回忆录里感谢这本书带给他的“激动和顿悟”。激动和顿悟,这恰恰是这十六岁的孩子在之前的生活里所匮乏的。而这一种激动和顿悟在小说里是和普林斯顿大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幽静的校园、哥特式的尖顶、艺术化的课余生活……被小说鼓舞,凯南决定放弃海军而报考普林斯顿。次年春天仓促准备的凯南以最后一名被普林斯顿录取,是圣约翰军事学院中唯一进入东部大学就读的毕业生。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年过七旬的老父给出的唯一建议是“上了大学也别忘记去教堂”。这条陈腐的建议让凯南更加确信自己再也不能从这个脱离时代的老者那里获得有益的教导,他已经迫不及待要迎接大学的新生活了。

    可想而知,一九二一年夏末,年轻的凯南怀着多么高的期望来普林斯顿报到。出租车开到拿苏街和大学路的交叉口,月色将高耸的哥特式塔楼勾勒得和菲茨杰拉德小说里一模一样,这月下的一瞥的确能称得上是“天堂的这一侧”,可校园生活的现实却泼给他一桶冷水。当时的新生寝室按成绩分配,以最后一名录取的凯南被分到了远离校园的一间简陋的寝室,与主学区生活隔绝,更别提经常欣赏哥特式的塔楼了。当时的普林斯顿学生主体仍为富裕的东部上流子弟,与风度翩翩、善于交际的菲茨杰拉德相比,同样来自中西部中产阶级的凯南却为微贱的出身和口音自卑,不知如何与这些比自己高出一等的同学们交往。雪上加霜的是,大一的圣诞节他为了攒够钱买火车票回家过年,去邮局打零工,在暴风雪中挨家挨户递信,结果染了猩红热在病床上躺了半年几乎死去。当他终于病愈返校,他的同学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个紧密的小团体。没人愿意和这个正在狂补功课、身体虚弱、家境“贫困”的威斯康辛人交朋友。

    就这样,凯南在普林斯顿郁郁寡欢地捱了四年,成绩中等,缺课无数,结交的朋友都是和他同样格格不入的边缘学生,没有参加任何菲茨杰拉德赞不绝口的社交团体,没有体验到菲茨杰拉德所赞颂的“爱情与骄傲”。大学四年他唯一感到些许震动的事,是某回他为了抵抗无益的作业而把学期论文写成了声讨美国大学英语教学八股的檄文,结果居然被老师开明地给了全班最高分。即使这件事也更多是讽刺而非启迪。毕业在即,他失望地总结自己就像刚人大学一样“无知”。在普林斯顿为期三天的毕业仪式中,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他甚至故意缺席了除了授帽礼之外的所有仪式。

    大学毕业就要决定未来的去处。和现在相仿,当时的名校毕业生主流的选择无外乎医生、律师、银行家。在普林斯顿的四年让凯南对美国上流小社会产生了强烈抵触,他甚至因此对整个美国的社会制度都产生了怀疑,希望长期离开美国。正好这年新改组的外交部(Foreign Service)招收外交官培训生,凯南为了远走高飞报了名。他在自传中记述当时的选拔过程,记得自己全然不在意百里挑一的笔试和书面申请,念念不忘的还是最终面试时如何试图掩饰自己的中西部口音,结果反而闹了大笑话。一九二五年末,这个自卑又自傲的二十二岁青年被外交部录取了。

    凯南先在外交学院培训了几个月,然后被派往日内瓦做短期轮转。他对日内瓦的工作很满意,并惊喜地发现,生平第一回,爱自言自语的他因为工作开始关注这个目不暇接的外部世界。一九二七年夏,年轻的外交官凯南迎来了第一个正式职位:常驻德国汉堡的美领馆副领事。外交官的事业往往以地域为界,从西欧起步的外交官很可能一辈子都耗在西欧的大小使馆里。可是,造化弄人,凯南和西欧外交的缘分注定长不了。一九二七年凯南所接触到的汉堡是资本主义试图向社会主义改革的实验场。在这个欧洲最大的港口城市,一面是一战的沉重打击和魏玛政府的无能,一面是层出不穷的新思潮新模式。在这两股势力夹缝中的城市,每一天都像一出情绪过剩思维爆炸的戏剧。

    这些戏剧的片段被凯南记录在日记本上。某个下午,他作为管海运的副领事与水手交谈,看他们辛勤而微薄地劳作。某个晚上,他和一群德国人挤在成人夜校里,听一个小胡子男人朗诵一战的诗歌。在仇恨的语气和备受摧残的眼神中他领悟到,战败是如何摧毁了德国人的信念,却让他们的自尊膨胀。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丑陋的废墟上,民族自尊正催生着一种崭新而残忍的价值观。某个周末,他站在雨中的广场上第一次看到共产主义者游行:一群衣衫褴褛、面黄饥瘦的男人举着被雨水打湿的标语走过……他想象周一这些人又要回到何等悲惨的车间劳作,这一出天真的戏剧注定要走向悲剧的结尾,他哭了。在汉堡目睹的悲惨世界让他感到自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帮不了,冲动之下他写了辞职信,想要“接受更正式的教育”,在更多的知识里寻找拯救悲惨世界的良方。他飞回华盛顿递交辞职信,一位上司让他回心转意:“你不用辞职就可以接受更正式的教育。你想不想进大学学习其他语言中文、日文、阿拉伯文、俄文,任你挑。”俄文!他立即想到了他童年时见过匆匆一面的那个同名同姓的老探险家。此时老人早已去世,可他指向的那条通往俄国的路已经冥冥中注定。一九二九年夏,凯南在外交部资助下入学柏林大学东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学习俄语和俄国文化。毕业后,他辗转拉脱维亚、捷克、苏联,工作职责都是对苏政策。

    从二十五岁开始学习俄语到四十二岁从莫斯科发出那封长电报之前,凯南过着平凡无奇的外交官生活,有着平凡无奇的职场烦恼:与上司不合、不受重视,长距离的地理迁徙换得缓慢的晋升。与无足轻重的事业相比,这更是一段私人岁月,到处是隐秘的自足的惊喜。在柏林大学的最后一个五月,他认识了一个挪威女孩。浅发,苍白,修长。安娜莉丝,二十一岁。法语、文学、历史,正在学德语。七月,她坐船回老家宣布订婚的消息,惹得妈妈一顿骂。八月,他坐船去看丈母娘,丈母娘笑呵呵斟上一杯最好的酒。九月,婚礼。坐船去维也纳度蜜月,莫扎特、贝多芬、施特劳斯。坐火车去拉脱维亚赴职。比利时大使招待晚宴,甜点是热腾腾的巧克力酱蛋糕,她吃了一小勺就晕倒了。他慌忙抱着她冲出去,她嘴里还含着那一小勺巧克力。傻瓜,傻瓜,你要当爸爸啦。一个小女孩,格蕾丝,纪念他的亡母。女孩、女孩、男孩、女孩。格蕾丝、琼、克里斯多夫、温迪。

    凯南在几十本日记上翔实地记录了这些私人经历。他还记录下了许多次半公务半私人的旅行:第一次到达西伯利亚,缅怀那位年长六十岁、同名同姓的远征者;乘坐火车去芬兰,在同样冰冷贫瘠的自然环境下,他饶有兴味地目睹从贫穷混乱的苏联驶入富裕有序的芬兰,在葡萄牙的短暂任职,他看到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在每个教堂前划十字,一如虔诚的东正教俄国人。他爱上了契诃夫和托尔斯泰,并在日记里反复评论他们的作品。存在主义者萨特对日记记录者的批判:过分夸大、不断窥探。不对,这些指责在凯南的日记面前是无力的。只有在这些日记本里凯南才是精确的,譬如,在婚礼当天,他的日记里诚实地记录下自己挽着新妇,却不断想起几年前在登船入舱时擦肩而过的一位胖太太,胖太太头上那顶让人说不出好坏的礼帽……他不留情面地展示着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巨大差异:在身体正在经历人生重要事件时,心灵如何不断地从中逃离而关注细枝末节的小处,记忆不断涌上来,多年前最无关紧要的一个瞬间,此时历历在目。

    可是,当这个细腻的人想把对个人经历记述的高度精确性带到政策分析中去,却被习惯于笼统简单的政客频频误解。理解这样一个复杂人物,最好的办法是看他的行动,可是历史给予他行动的机会是这么少。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因为大使离任,他才能以副手身份发出那封“长电报”。

    回到一九四六年二月那封刚发出的长电报。从资历上来讲,这时的凯南已是美国外交界的苏联问题专家,他是极少数自从一战结束至今持续关注苏联局势的美国人,像他这样亲历大清洗等重大历史事件的驻苏外交官已是寥寥无几。可是说实话,凯南并没有对这份长电报寄予多少期望。他之前的外交通报全都石沉海底,拟出八千字电文多少有点逞一时痛快的意味。可是,电报发出没多久,国务院居然一反常态发来回复,表示“赞赏”。海军部长大为赞同,要求所有高级军官仔细阅读电报内容。一周之内,财政部长读了,国务卿读了,总统读了。两个月后,凯南被召回华盛顿,上级认为他的长电报已经“让他能胜任更高阶的职位”,尽管他电报中的观点早在十年前苏联大清洗时期就已成型。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家战争学院( NationalWar College)主管外交事务的副官。这个学院旨在短期培训中高阶军官。长电报在决策层引起的震动迅速被媒体报道,这样一个一鸣惊人的故事颇有一点“美国梦”的情调,凯南被激动的媒体描绘成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智者。一九四六年二月的长电报为何在华盛顿激起如此反响?其中除了命运女神的眷顾,还有另一原因,用凯南自己的话来说:“早发六个月,国务院对它嗤之以鼻,晚发六个月,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他只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发了一封合适的电报:当美国政客在苏联问题上屡遭碰壁而困惑不解的时候,凯南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凯南在国家战争学院的工作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学术职务,意在观察他能否胜任更重要的行政职务。果然,一九四七年春,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将军把在战争学院才待了半年的凯南叫到办公室。马歇尔刚从莫斯科回到华盛顿,深为西欧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局势忧虑。他很赏识凯南的长电报,认为他是现在美国国内能够清醒认清欧洲现状的少数人之一。他告诉凯南原本预计年底结束的教职必须马上中止,要凯南在两周之内组建一个直接向他本人负责的政策研究室(Policy Planning Staff)。从一九四七年五月至一九四八年末,凯南就在马歇尔隔壁的办公室工作。以长电报中所提出的观点,即“美国必须以经济手段援助西欧以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扩散”为基础,凯南在一年半内具体制定了一系列援欧政策,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欧洲复兴计划”),以马歇尔一九四七年六月著名的哈佛大学演讲作为系列政策的启动标志。凯南的长电报是“马歇尔计划”的直接诱因,凯南本人又是“马歇尔计划”的具体起草者,居功至伟。

    在风生水起的一九四七年还发生了一桩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意外事件。是年初,当时的海军部长与凯南私交不错,在一次私人通信中他要求凯南写一篇表达个人对目前国际局势见解的文章。不久凯南便将文章呈上,海军部长大为赞赏,并给一两个至交传阅。几个月后,著名的

    短短两年内,长电报、马歇尔计划、X文档,凯南极速攀至政治生涯的顶峰。一九四九年六月,在马歇尔哈佛演讲两周年之际,欧洲经济复苏明显(1948年至1952年是欧洲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华盛顿举办了一次纪念哈佛演讲的晚宴,出席者有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将军以及马歇尔计划参与国的外交使节,晚宴的主要目的是各国官方感谢已于年初退休的马歇尔将军。此时凯南因为与新任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诸多事务上意见相左,已是风光不再。可是,马歇尔还是以老上司的身份找到了凯南,请他帮忙修改一份答谢词,也就是在各国使节致谢之后,马歇尔将军准备说的几句官样话。当凯南把讲稿改好送交马歇尔,马歇尔便顺理成章地请他同赴晚宴——事实上,马歇尔要求凯南修改演讲稿很有可能只是他想要顺势邀请凯南出席晚宴的借口。

    晚宴当夜,烛光盈盈,觥筹交错。各国使节讲完了一大套感恩戴德的恭敬话,马歇尔一字不漏地把凯南修改的讲稿念完,大家举起酒杯向马歇尔祝酒,老将军挺直了腰板,举起酒杯,却没有举向贵宾席那些外交使节,而是“以他特有的不可模仿的亲切”(hisown inimitable graciousness)转向没有资格坐上贵宾席的凯南,以微笑的眼神向凯南致意,确认他看到了自己,再饮尽杯中的酒。

    四天之后凯南收到了马歇尔从弗吉尼亚州家中寄出的手写信:

    亲爱的凯南:我那夜非正式地感谢你为周日晚宴的演讲提供的帮助,我现在想更正式地告诉你我十分感激你为这些事耗费的时间精力以及你所提供的高质量的建议。我觉得你是修改上周日晚宴演讲的不二人选,因为两年前你为最初的哈佛演讲曾做过相似——但是更加重要的——工作。你忠诚的,G.C.马歇尔

    “他特有的不可模仿的亲切”,这几个字中怀着多大的知遇之恩!需知马歇尔并非一个亲切的人。漫长的军旅生涯早已将严峻、冷酷的特性融入他的血液。然而凯南在华盛顿的几年,只有这个与自己极端不同的将军真正倾听了他的建议,真正欣赏了他的价值。与马歇尔共事的一年半中,凯南将一位高级助手的影响力发挥到了极致,而马歇尔也成为了美国政治史上最重视下属意见的国务卿,虽然他的政治见解远比之前之后的大部分国务卿更加成熟深刻。马歇尔任内开创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作为长期机构保存至今。可惜也可叹的是,之后所有的政策研究室主任都没有机遇和能力达到第一任主任凯南那样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

    凯南在政治云端的美梦以马歇尔的退休告终。在新任国务卿艾奇逊麾下,凯南迅速被边缘化,并于一九五O年辞职。可是,事实上,早在一九四七年初凯南风头正旺之时,杜鲁门主义的高调出台已经预示凯南对政策制定的理解与华盛顿的既定方针格格不入。

    一九四六年末,英国国内经济衰退严重,导致英国政府不得不暂停对希腊的经济援助。当时,希腊国内左翼势力正在南斯拉夫铁托政权的支援下与政府进行内战,英国对希腊政府的经济援助是阻止共产主义控制希腊的关键。英国突然撤出,希腊危在旦夕。更微妙的是,跟希腊一海之隔的土耳其历来与希腊政局息息相关,且地理上又与苏联接壤,若希腊不保,土耳其恐将连带滑入苏联的共产主义阵营。此时,凯南在长电报中的对冷战局势的分析已成为美国政府的共识,对希腊和土耳其进行军事和经济援助在美国决策层看来已在所难免。可是,作为民主党人的杜鲁门总统这时面对的是共和党占优的参众两院,在国会的共和党人中还有不少孤立主义的声音。如何说服国会投票支持对希腊和土耳其进行援助就成了白宫的重要问题。

    一九四七年二月末,尚在战争学院任教的凯南突然被告知,三周后杜鲁门总统将就希腊和土耳其问题对国会演讲,因此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临时小组专门研究希腊和土耳其问题,希望凯南去那里主持。于是,凯南与另外几个政策专家日以继夜地赶出了一份详实中肯的报告。谁知临近杜鲁门总统的国会演讲日,凯南才惊讶地发现,国务院最终呈递给总统的定稿跟自己所写的稿子已大相径庭。原来,这份报告已经经过了另一个小组的“润色”,扭曲和强调了原稿中本来并未侧重的内容,以便获得国会多数支持。凯南立即对此表示抗议,可是为时已晚。杜鲁门关于希腊、土耳其问题所作的著名演讲——“杜鲁门主义”演讲——此时已成定局。与凯南对此问题所写的就事论事的初稿截然不同,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鲁门于国会的演讲充斥着意识形态的渲染。演讲中对冷战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这样几句慷慨激昂的话:我相信,支持自由民族,帮助他们抵抗有征服预谋的少数内部武装分子以及外部压力,必须成为美国的政策。我相信,我们必须帮助自由民族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命运。

    这些国会喜闻乐见,传播“自由”、“抵抗”旗帜的句子恰恰是凯南所担心的。“必须”、“支持”、“帮助”……单一的土耳其、希腊问题(试想,如果英国人不是因为经济危机而撤出,美国根本不会介入土耳其和希腊)在这样的修辞下变成了普遍问题,而美国为土耳其、希腊问题制定的专门政策在这样的语境下也被解读成了美国将要一贯坚持的政策。凯南在长电报中分析了苏联人对国际局势的微妙心理和不敢贸然扩张的原因。面对这样谨慎敏感的敌人,正确的政策理应是避免冲突、特事特办,而不是将某一问题普遍化,在世界范围内与苏联你争我夺。

    这篇基于凯南的长电报却严重背离长电报本意的演讲,果然使国会通过了对希腊和土耳其援助的决议,并在美国舆论界受到好评。可是,这份演讲同时触动了苏联人敏感的神经,并给世界其他国家发去了错误的信号。之后的几十年,朝鲜问题、中国问题、古巴问题、越南问题,一切国际动向都因为杜鲁门演讲而演变成自由民族和社会主义专政的斗争,都不得不迫使美国出面与苏联对抗。杜鲁门自己后悔不迭,曾经试图在多个场合澄清他当年的演讲,可是收效甚微。美苏的紧张局面不断升级,任何初衷友好的举动仍不得不在惶惶的大环境中被误读成敌意。一九五O年,杜鲁门签署了基于杜鲁门主义的绝密文档“NSC-68”,奠定了此后二十余年美国对外政策基本立场,将“被动遏制”转为“主动遏制”,即在全球范围内与苏联交锋。如果说一九四五年五月丘吉尔关于“铁幕”的评论还只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忧虑,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这份好大喜功、以偏概全的演讲让美苏双方被迫揭下了克制的面具。冷战正式开始了。

    一九九九年初夏,传记作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前往普林斯顿看望九十五岁的凯南。一九五0年,凯南被迫辞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后,曾先后出任驻苏联和南斯拉夫大使,皆因冷战风起云涌的政治变化而无所作为。仕途上的挫折让他转向学术研究。自南斯拉夫归来,他出人意料地加盟自己年轻时曾痛恨的普林斯顿,成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史学研究员。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他作为美国政府政策的现实主义批评家,著书不辍,曾分别获得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

    哥特式的尖顶,郁郁葱葱的老树,这片风景如昨的校园,少年凯南曾热烈地向往过,像依附一根救命稻草那样依附过。而青年凯南在这里看清了美国社会的阶级真相,心灰意冷远走他乡。中年的凯南有过春风得意的时光,而最后仍是伤痕累累,从庙堂之高退回江湖之远。江湖之远,可怜可笑,非在桃花深处,却偏偏是这所让他一言难尽的母校。二十岁时这所大学里凯南所厌恶的阶级分化现象此时有多大改观呢?普林斯顿大学的生源此时已有大量少数族裔,一九六九年起也实现了男女同校。可是,毋庸置疑,它仍然是美国名校中最保守、最代表上层白人利益的大学。凯南很清楚这些事实,可是他仍然选择在这所母校度过余生。经受过政界纷杂人际关系的折磨,暮年的凯南已经看淡了在他青年时代难以忍受的阶级不公。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直到生命的终结,这又是一长段如同长电报发表之前那样宁静的私人生活。读书、写作、钓鱼、打高尔夫球。在这片他欢喜又讨厌的校园里,他的孙辈们一个个出生长大。开头的几年,他作为外交官的名声还很响,大学领导曾反复游说他开一两门课讲讲华盛顿往事,他拒绝了,“我不是一个好演讲者。我写文章更好。”这句话说尽了他当初为何成名又为何失败。又过几年,再也没有人打搅他了。

    传记作家加迪斯去普林斯顿拜访的就是这样一个失败的政客、神秘主义者、弗洛伊德信徒、美国政治的现实主义批判者。热爱俄罗斯,痛恨俄罗斯。痛恨美国,热爱美国。在堆满几千本俄国和美国书籍的书房里,传记作家和老人东拉西扯地聊天:威斯康辛、莫斯科、华盛顿,然后两行浊泪突然从老人眼中流出。他说,他想到了契诃夫的小说((草原》。九岁的小男孩叶果鲁希卡被妈妈托付给做生意的舅舅带到远方上学,期望他能跻身上流社会。小男孩和舅舅乘马车穿过大草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为什么要去,他只是十分想念妈妈。凯南说,他一直在想象这个契诃夫的小男孩,想象他从马车里仰望星空,试图从天上的星辰里抓住意义。然而星辰以它们的寂静压抑着他的魂魄,孤独在坟墓里等着他。

    凯南说,他过完了叶果鲁希卡的一生。

    二OO五年三月十七日,乔治·凯南在普林斯顿家中逝世,次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头版配以大幅照片哀悼凯南。这样罕见的殊荣,用以纪念这位一百零一岁的老人在短短两年内所作的历史贡献,以及,他被人遗忘的剩余的九十九年时光。

    来源:沈诞琦著《自由的老虎》,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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